面已经凉透了，面条坨成一团，汤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白色油脂，但林墨还是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外公坐在对面，没有看他吃面，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站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面，笑得很开心。
“那本笔记本，”林墨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抬起头看着外公，“是你写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从抽屉里把那本笔记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的手按在封面上，手指轻轻摩挲著那几个字母——“de”。
然后他把笔记本推到林墨面前，翻开了第一页。林墨低头看去，那一页上写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字迹工整得像是打印出来的。他的眼睛扫过那些文字，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移动，像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
“这是我在哈佛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写的。”老人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个很久以前的、快要被遗忘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在研究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病人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感知，先是手指，然后是四肢，最后连呼吸都感觉不到了。
他们在清醒的状态下看着自己死去，像一盏灯慢慢熄灭。我翻了无数本书，试了无数种办法，都找不到答案。”
老人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后来我翻到了一本很老的书。那本书里写着一套理论——人的身体里有十二种‘气’，对应着十二个星座。
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气’流失了，就需要用另一个人的同一种‘气’来补充。这不是医学，是邪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信了。”
林墨的手指停在了纸面上。他抬起头，看着外公的眼睛。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流下来。
“笔记本上写的那些东西——‘世界需要被清理’、‘从最污秽的开始’——不是我写的。是那本书上的原话。我把它们抄下来，是因为我需要一个理由。
一个让我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的理由。但后来我没做。因为在我找到第一个‘祭品’之前，我的病人就死了。我站在她的遗体旁边，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忽然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老人把笔记本合上，锁回抽屉，把钥匙重新揣进口袋。他看着林墨，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在问“你信吗”，又像是在说“你不信也没关系”。
“林墨，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我只是一个老了以后、喜欢把年轻时候的事记下来的普通老人。这本笔记本在这里放了四十多年了，从来没有人碰过。
如果有人从图书馆里发现了另一本一模一样的笔记本，那是有人在模仿我。或者说——有人在用我的笔记，做我当年没做成的事。”
陆启航从门口走了进来。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裤兜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看那个锁着笔记本的抽屉，像是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丈量著什么。
苏晴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福斯特刚发来的消息。她的脸色很差，差得像是在太平间里待了一整天。
“林墨，出事了。”苏晴的声音有些发紧，“第七个。布鲁克林，一个街区之外。”
林墨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向后滑了一下，发出不大不小的一声响。他看向外公，外公也看着他，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第七个案发现场在布鲁克林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离林家餐馆不到两公里。那是一条被枫树覆盖的老街，两边的房子大多是联排别墅，红砖墙，白窗框，门口停著价格不菲的汽车。
警戒线把其中一栋房子围了起来，黄黑相间的胶带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打了败仗的旗帜。警车的红蓝灯光在安静的街道上旋转着，把那些枫树照得忽红忽蓝，像是有人在用滤镜反复切换世界的颜色。
林墨下车的时候，看到了奥布莱恩探长站在警戒线边上，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他的头发比三天前更白了，眼睛下面的青色更深了，像是被人用毛笔蘸了淡墨画上去的。他看到林墨，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侧身让开，示意他进去。
林墨穿过警戒线，走进那栋房子。房子不大，一层是客厅和厨房，二层是卧室。客厅里很整洁，茶几上放著一杯没喝完的红茶和一本翻开的小说。
厨房的灶台上有一口锅，锅里还有半锅没吃完的义大利面，酱汁已经干了，粘在锅底，像一层棕色的痂。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夜晚。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血的铁锈味，是另一种味道，更甜、更腻、更像是某种正在发酵的东西。
林墨走上楼梯，走进了二楼的卧室。他站在门口，看到了床上的那具尸体。一个女人，三十多岁，棕色的头发散在枕头上，眼睛闭着，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谋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