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沧海日报社，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贴著八毛钱的邮票，邮戳显示寄出地是沧海市老城区的邮政支局。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回信地址，只有收件人一栏写着“沧海日报编辑部”。
报社的值班编辑拆开信封的时候，以为又是哪个热心市民的举报信，抽出来一看，手指就开始发抖。
信的全文用电脑打印，a4纸，宋体，字号不大不小，没有任何格式错误，像是一份经过反复校对才打印出来的公文。信的开头没有称呼，没有问候，直接写：
“第一起，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情人巷，两人。第二起，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蓝石泉，两人。第三起，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鹿鸣湖，两人。第四起，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临江大道，一人。第五起，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临江大道，一人。共计八人死亡，一人受伤。我的计数与警方一致，没有出入。”
信的中间部分是一段关于作案手法的描述，详细到令人头皮发麻——他用的是哪种枪，子弹是从哪里买的，弹壳上的符号是用什么工具刻的，刻一个符号需要多长时间。
这些信息，有些是警方已经掌握的，有些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的。比如那把枪的型号——勃朗宁一九一零型，七点六五毫米口径，一九九八年从黑市购得，购于沧海市老城区的一个旧货市场，卖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现在已经死了。
信的最后一段，才是真正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东西：
“二十六年了。我以为你们会进步，但你们没有。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手法，你们还是找不到我。十月十一日是我的幸运日。二十六年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临江大道杀了一个计程车司机。
那个司机的名字叫刘建国，四十二岁，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他死的时候，收音机里放著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我不太确定，因为枪声太大了，没听清。
今年的十月十一日，我回来了。临江大道还是老样子，路灯坏了没人修，路面坑坑洼洼的，连那个电线杆都没换。我杀了那个女人，打伤了那个男人。然后我站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你们猜怎么著？没有一辆警车经过。你们的反应速度，和二十六年前一样慢。
我知道你们会查这封信。查邮戳，查纸张，查印表机。随便查。我不在乎。因为我不会留下任何你们能找到的东西。就像二十六年前一样。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那个在直播间里讲我故事的人，是谁？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替我谢谢他。如果不是他，我不会知道，原来还有人记得我。
黄道”
沧海日报的值班编辑把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三个数字——么么零。接警员听完他的描述，语气从“又是哪个神经病”变成了“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十五分钟后，两名刑警赶到了报社，用证物袋把那封信和信封一起装走了。又过了十分钟，信的内容被传真到了沧海市公安局重案组的办公室。
老周拿着那张传真纸，手抖得像是帕金森。不是害怕，是愤怒。他从警三十多年，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杀了人，还写信给报社，嘲笑警方破不了案，嘲笑警方反应慢，还要“谢谢”那个讲他故事的人。这不是挑衅，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
陆启航看完信，沉默了很久。他把传真纸放在桌上，用茶杯压住一角，然后拿起手机，拨了林墨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林墨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刚睡醒——但实际上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林墨，凶手给报社寄了一封信。他在信里提到了你。说你替他‘谢谢’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林墨的声音变得清醒了很多，清醒得像是被冰水浇了一头。“他说什么了？”
“他说，如果不是你，他不会知道还有人记得他。”陆启航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你让他觉得被看到了。你让他觉得他的‘作品’没有被遗忘。你给了他回来的动力。”
林墨没有说话。陆启航能听到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粗重，不均匀，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呼吸。
“陆组长，我不是故意的。”林墨的声音很低。
“我知道。但凶手不在乎你是不是故意的。他只在乎你提到了他，你让几十万人听到了他的故事。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的奖赏。”陆启航停了一下，“你现在在哪里？”
“在家。”
“别出门。苏晴马上到。”
陆启航挂断电话，看向会议室里的老周和雷队长。“省厅那边什么反应？”
老周还没来得及回答，会议室的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是沧海市公安局局长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