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得像著了火。重案组那帮老烟枪在开会。
会议室的长桌上摆着十几个烟灰缸，每个都插满了烟头，像一排小小的墓碑。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黄昏。
陆启航坐在会议桌的主位，面前放著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和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
档案袋的边缘已经磨损发白，上面的标签写着四个字——“黄道专案”。这个档案袋在沧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躺了二十多年，被无数双手翻阅过，被无数双眼睛注视过，但它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因为打开它，就意味着面对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苏晴坐在陆启航旁边，面前摊着笔记本，笔尖抵在纸面上，一个字都没写。她在等。等那个她听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重案组的老周站了起来。老周五十二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他在沧海市公安局干了三十年，其中有十五年扑在黄道案上。
他不是重案组里官最大的，但他是对这个案子最熟悉的——熟悉到他能把每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年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背出来，像背一首他恨之入骨的诗歌。
“各位，”老周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砂纸磨在铁皮上，“黄道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起，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第四起，跨度不到一年。七名受害者，四女三男，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四十二岁。四个案发现场，分布在沧海市的不同区域，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偏僻的、夜间人流量极少的地方。”
他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白板前，拿起记号笔，画了四个点。北郊情人巷，西郊蓝石泉公园，北郊鹿鸣湖，老城区临江大道。四个点连起来，像一张拉满了的弓。
“第一起，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北郊情人巷。受害者：沧海一中高二学生，男生赵磊，十七岁；女生王琳，十六岁。两人在赵磊父亲的车里被枪杀。赵磊头部中弹两发，王琳胸部中弹三发。现场提取到十枚弹壳，其中三枚上刻有符号——一个圆圈，中间一个十字。”
老周在白板上画下了那个符号。圆规画的圆，尺子量的十字，一笔一划都带着一种病态的精确感。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那个符号，没有人说话。
“第二起，九九年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左右。西郊蓝石泉公园停车场。受害者：新婚夫妻，丈夫陈建国，二十二岁；妻子李秀梅，十九岁。陈建国被枪击后幸存，李秀梅当场死亡。凶手在作案后曾离开现场，又折返补枪。现场提取到六枚弹壳，没有刻字。”
老周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一台在播放录音的机器。但苏晴注意到，他握著记号笔的手在微微发抖。
“第三起，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左右。北郊鹿鸣湖。受害者：沧海大学学生，男生孙志远，二十岁；女生张晓，十九岁。凶手改用刀具，一把军刺。两人被绑在树上，孙志远身中七刀幸存，张晓身中十一刀死亡。现场没有弹壳，没有指纹，没有任何物证。孙志远在黑暗中看到了凶手的脸——一副黑色的头套，只露两个眼睛。他记住了那双眼睛。二十多年来，他看了上万张照片，参加了上百次辨认，从来没有认出来过。”
老周停了一下。他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水大概是凉的，他没有皱眉，就那么咽了下去。
“第四起，九九年十月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左右。老城区临江大道。受害者：计程车司机刘建国，四十二岁。被后排乘客枪击头部，当场死亡。车辆失控撞上电线杆，凶手从车里出来，从死者身上撕下一块带血的衬衫，揣进口袋，步行逃离。现场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那个年代，临江大道还没有装监控。”
老周放下记号笔，回到座位上，坐下来。他的肩膀微微塌著，像是那几句话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陆启航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整个会议室安静得像一间空屋子。“这个案子，二十多年来，沧海市局换了四任局长，重案组换了六任组长，专案卷宗从一摞变成了一柜子，从一柜子变成了一屋子。排查过的嫌疑人超过一千人，采集过的指纹超过五千份，比对过的弹道超过两百条。结果呢？没有结果。”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会议室里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去，最后落在苏晴脸上。
“昨天，林墨在直播中提到了这个案子。他说了四个案发现场的细节，说了凶手的作案手法，说了现场留下的符号。这些信息，有一部分是公开的，有一部分是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的——比如那三枚刻字的弹壳，比如凶手在第三起案子里戴的头套。这些信息，只有专案组和凶手本人知道。林墨不可能从任何公开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但他知道。而且他知道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会议室里响起了窃窃私语。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有人掏出手机看时间。老周坐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