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孙建国又提供一条线索。
那天下午，老韩去宾馆看望孙建国。两个老警察，一个跟了呼兰大侠十五年，一个跟了呼兰大侠两个月但记了二十年，坐在宾馆房间的沙发上，泡了两杯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当年的案子，聊天津的批发市场，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月。
孙建国忽然说了一句：“他在天津的时候，有一个工友。关系挺好的，两个人经常一起下班，在市场门口的小摊上喝啤酒。我去他出租屋的时候，见过那个人一次，但没问过名字。”
老韩的茶杯停在半空中。
“那个人长什么样？”
孙建国想了想，摇了摇头：“记不清了。个儿不高，比王建国矮半个头，瘦，戴眼镜。说话有口音，但不是东北的，像是像是咱们这边的。”
“咱们这边”指的是本市。老韩和孙建国都是东北人，但孙建国在天津待了二十多年，对“这边”的定义已经模糊了。老韩追问了几句，孙建国又想了想，补充了一个细节：“那个人好像是在批发市场旁边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做什么零件的。
我去找王建国的时候，碰见过他两次，他每次看到我就走了，不怎么说话。王建国说他性格内向，不爱跟生人打交道。”
老韩把这条线索带回了市局。
张队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一个不知道名字、不知道长相、不知道在哪家工厂上班的工友，三十年前在天津和一个可能是呼兰大侠的人喝过几次啤酒。这个线索，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但老韩不这么认为。他跟了桃花镇案子十五年，深知一个道理——有时候，破案的关键不是那些耀眼的、戏剧性的线索，而是那些不起眼的、被人忽略的、藏在角落里落灰的东西。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个模糊的记忆，在时间的灰尘里埋了三十年，挖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锈迹斑斑，但它就是钥匙。
调查组还是行动起来了。天津那边，孙建国当年管片的派出所，翻出了九十年代的暂住人口登记档案。
批发市场周边的工厂，三十年间有的倒闭、有的搬迁、有的改了名字，调查组一家一家地找，一个一个地问。
老工人们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搬走了，有的记不清了，偶尔有人记得一点模糊的影子——“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个儿不高，戴眼镜，说话是外地口音”，但再往下问，就只剩下一句“记不清了”。
三天过去了。线索像一根细细的线头，拽一下就出来一点，但永远拽不到头。
与此同时，华隆商贸和六家企业的调查也在推进。调查组调阅了市档案馆、工商局、国资委等多家单位保存的历史档案，光是复印回来的材料就装满了两个纸箱。
六家企业的职工花名册，加起来有八千多个名字。
调查组按照“九十年代初期在职、年龄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有技术背景、对改制有强烈负面情绪”等条件进行筛选，筛出了大约两百人。然后这两百人再逐一核实近期的活动轨迹、社会关系、有无犯罪前科。
两百人，一个一个地查，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他们最缺的东西。
苏晴从技术组那边拿到了一份名单——六家企业中，那些在改制后通过信访、诉讼、上访等方式表达过诉求的人员。名单很长，密密麻麻打印了十几页。苏晴一个一个地看名字，看到一半的时候，她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不是因为她认识那个名字。而是因为那个名字的备注栏里，写着“曾就职于天津某机械配件厂”。
天津。
苏晴把那份名单拍下来，发到了工作群里。
张队秒回：“查！”
调查组用了半天时间，把这个人的信息拼凑了出来。
他叫孙德胜，今年五十七岁。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二年，他在天津一家机械配件厂打工。二〇〇二年底，他回到本市，进入市机械厂工作。
一九九四年，市机械厂改制，他被买断工龄下岗。下岗后，他做过小生意、打过零工、开过计程车，后来去了天津。
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父母都已去世。他独自住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里，邻居说他性格孤僻，不爱和人交往，但很守规矩，从不惹事。没有人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也没有人关心。
调查组调取了他的照片。五十七岁的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头发花白，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照片上的他面无表情，目光直直地看着镜头，嘴角微微向下撇著，带着一种长期独居的人才会有的、对世界缺乏兴趣的冷淡。
苏晴把照片和网吧监控截图并排放在一起。网吧那个穿连帽衫的男人，全程没有露出正脸，看不到长相，看不到眼镜，什么都看不到。但两个人的体型——中等身材，偏瘦——是吻合的。
“不够。”张队看了对比图，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