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命案还是来了。
这次的死者叫陈国平，五十三岁，本市国平传媒董事长。他控制的几家媒体覆盖了本省百分之四十的报纸和两个电视频道，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大亨”。
他的死在消息层面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悖论——他的媒体帝国报道了前四起命案，却无法报道自己的死亡。
现场在城东，一个叫“半山雅苑”的高档住宅区。说是“半山”，其实是城东一个不到三十米高的小土坡，但在开发商嘴里，“坡”就是“山”，“土”就是“雅”，配上“半山雅苑”四个字，屋价立刻翻了三倍。
苏晴到的时候，天刚亮。
技术员已经在现场忙了快两个小时。陈国平死在书房，和前面几个案子如出一辙——一刀致命，无搏斗痕迹，门锁完好，窗户从内侧锁死。墙上写着“呼兰大侠”四个字，没有多余的话，像是凶手写累了，或者觉得不需要再写那些附加的台词了。
四起了。不，
苏晴站在书房门口，看着技术员在地板上提取脚印。她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害怕，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连续五天，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咖啡喝到胃疼，闭上眼睛就是墙上的血字。她甚至开始觉得，那个凶手就站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看着她疲惫、看着她徒劳、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被磨掉耐心和希望。
这种感觉很危险。
苏晴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强迫自己清醒。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冷风灌进来。
清晨的空气里有种湿漉漉的凉意，带着远处早点铺子的油烟味。这座城市还在运转，还在卖包子、还在遛狗、还在送孩子上学，但它已经不像五天前那样了。
街上的行人少了，开门的店铺少了，人们说话的声音低了。
恐惧是会传染的，像感冒一样。
苏晴的手机响了。
张队打来的。
“省厅的专案组到了，十点到。你那边忙完就回来，别在现场耗太久。”
“专案组谁来带队？”苏晴问。
“省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姓魏，五十多了，破过大案要案无数，经验丰富。副手是个年轻的，从北京调下来的，听说在部里干过，具体什么来头不清楚。”张队顿了一下，“老周的意思，咱们全力配合，但该坚持的要坚持。”
苏晴“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专案组。
她对这个词没有好感。不是不尊重上级，而是她知道，“专案组”三个字往往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上面的压力已经到了顶点，需要有人来“坐镇指挥”；第二，案子破不了，需要有人来“分担责任”。至于这个人能不能破案，那是其次的。
她看了一眼手表，九点一刻。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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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整，省厅专案组的车队准时到达市局。
三辆黑色轿车，一辆考斯特中巴，阵仗不大，但来的人不少。苏晴站在二楼的窗前往下看，看到考斯特的门打开，下来十几个人，有穿警服的，有穿夹克的，有拎着公文包的，有扛着摄像设备的。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严肃但不刻板，和市局的每个人握手，说“辛苦了”，态度温和但不过分热情。这就是张队说的魏总队长——魏建国。
魏建国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
苏晴注意到他，他从考斯特上下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左顾右盼地打量新环境，而是直接、准确地走向大楼正门，步伐不快不慢，像是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他的穿着和专案组其他人也不一样——是一件深灰色的薄呢大衣，里面是白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解开一颗扣子。他大约三十出头，也可能更年轻，面容干净，下颌线条分明，眼睛不大但很亮，带着一种在城市里很少见到的、清澈的锐利。
苏晴看了他一眼，然后收回了目光。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整理今天早上现场的材料。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苏晴头也没抬：“进来。”
门开了，有人走进来，但没有说话。
苏晴等了两秒，没听到声音，抬起头。
门口站着那个穿灰色呢大衣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正看着她，表情平静，但嘴角带着一个非常细微的、不确定是礼貌还是兴趣的弧度。
“苏晴？”他问。他的声音比苏晴想象的要低，不急不躁，带着一种让人不会感到被冒犯的、自然的沉稳。
“是我。”苏晴站起来，“你是？”
“陆启航。”他走进来，把文件夹放在苏晴桌上，但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桌边，“省厅专案组副组长。我刚看了你做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