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那边的消息传来之后，整整过了一天，人才被带回来。
不是手续难办，是那个老警察不好找。天津警方根据市局提供的线索——批发市场、九十年月、东北调过去的民警——翻了一天一夜的旧档案，打了无数个电话，走访了十几个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老警察，最后在天津下面一个区的养老院里，找到了他。
他叫孙建国，今年七十一岁。
九二年从哈尔滨调到天津，在公安系统干了一辈子，退休后老伴去世，儿女都在国外，他一个人住进了养老院。养老院的护工说，这个老爷子身体还行，就是不爱说话，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院子里那棵槐树下发呆，偶尔会拿出一个旧笔记本写写画画，但从不给任何人看。
天津警方找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跟你们走。”
人是坐高铁过来的。苏晴去车站接的，她原本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普通老人，但见到孙建国的第一眼，她就知道自己错了。
七十一岁的老人，背微驼，头发全白了，但眼神是亮的。不是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充满朝气的亮，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反复淬炼过、烧掉了所有杂质之后剩下的、纯粹的亮。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包带上挂著一个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警察挂坠。
苏晴做了自我介绍，孙建国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回市局的车上，孙建国一直看着窗外，沉默不语。苏晴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偷偷观察他，发现他的手一直在摸那个帆布包的拉链，来回地拉，拉开、拉上、再拉开、再拉上，像是在做一个无意识的、安抚自己的动作。
她没问问题。有些问题，问了也不会在路上回答。
到了市局，老周亲自在门口等著。他和孙建国握了握手，两个都是老警察，不需要太多客套，眼神交汇的那一瞬间，彼此就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
孙建国被带到了会议室，不是审讯室。老周特意交代的——这是同行，不是嫌疑人。
但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答案。
一个藏了二十多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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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建国走进市局大门的同时，城市的另一端，一场暗杀正在发生。
报警电话是在晚上七点十一分打进来的。
打电话的人叫钱家栋，四十九岁，临市商会副会长钱德茂的堂弟。他自己做生意，规模不如堂哥大，但在这个城市里也算得上号人物。
他的住处和前三名受害者不在同一个区域，在城西的一个独栋别墅区，比翠湖和花园低一个档次，但也绝对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地方。
他声音在电话里抖得像筛糠：“有人要杀我他进来了我躲进了密室里你们快来快来”
辖区派出所的人先到，然后刑侦队，然后武警。张队亲自带队，到了现场发现别墅的大门是敞开的，客厅的灯全亮着，茶几上有一杯打翻的水，水渍顺着桌沿往下滴，在地毯上洇出一片深色的痕迹。
他们在二楼的主卧衣帽间里找到了钱家栋。衣帽间深处有一面看起来像是镜子的墙，实际上是一扇伪装的门，推开之后是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密室，原本是用来放保险柜的。钱家栋蜷缩在里面，身体缩成一团，膝盖抵著下巴，两只手紧紧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他被扶出来的时候，腿软得站不稳，两个民警架着他才勉强走到客厅。
“他进来了我看到了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我看不清脸他从一楼厨房的窗户翻进来的我正好在厨房倒水我看到他了他手里有刀”
钱家栋语无伦次，说话断断续续，像一台卡带的录音机。
张队蹲下来，按住他的肩膀，声音不大但很稳：“慢慢说，他走了吗？”
“走了他追我我从厨房跑到楼上躲进了密室里我听到他在外面走来走去敲墙他找不到我然后就没声音了我不敢出来等了很久才敢打电话”
张队站起来，对身边的人吩咐：“勘查厨房和二楼走廊，提取所有可能的痕迹，重点看窗户和门把手。”
然后他走向卧室对面的那面墙。
墙上写着一行字，和之前的不一样，不是端正地写在空白处，而是歪歪扭扭地横跨了两块墙板，像是在匆忙中写的，又或者是在愤怒中写的。
“这次算你幸运，下次没这么好运了。呼兰大侠。”
张队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牙关咬得腮帮子鼓起一块。他掏出手机，给老周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话。
“又一起。人没死，躲过去了。现场有字。”
挂了电话，他站在走廊里，用力吸了一口烟，然后狠狠地把烟头摁灭在墙上的烟灰缸里。火星子在烟灰缸里跳了一下，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