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在鹿鸣湖畔找到那台银色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沈力正在老城区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对着三块屏幕发呆。
从万达广场大屏播放视频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原来那间屋子不能再住了。警方也许查不到他——他对自己的反追踪技术有足够的信心——但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他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被抓。
地下室是他三个月前租的，用的是假身份证，租金一次性付了半年，房东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所有的沟通都通过一个临时注册的电子邮箱。
地下室不大，大概十五六个平方，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通风口，风扇嗡嗡地转着，把地面上带着落叶味道的空气抽下来。墙上没有剪报，没有贴纸，没有任何与黄道相关的东西。只有三台显示器、一台服务器和一把椅子。
沈力靠在椅背上，手里捏著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运动饮料。他的眼睛盯着中间那台显示器，屏幕上是一个监控画面——不是黑客入侵得来的，是他自己装的。
摄像头的位置在沧海市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居民楼楼顶，角度很刁钻，刚好能拍到市局大门口的进出车辆和人员。
这是他三个月前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安装的，布线、供电、信号传输，每一个环节都是他亲手完成的。他从监控画面里看到了苏晴的车从停车场冲出去，看到了几辆警车紧跟着驶出，看到了市局大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他拿起手机，打开了短信界面。他存了好几个号码，都是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苏晴的、陆启航的、沧海市公安局值班室的。
他从来没有给陆启航发过短信，也没有给值班室打过电话。他只给苏晴发过两条,没有回复，但他不失望。他本来就不期待回复。他只是在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我在看你们。你们找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们。
中间那台显示器的右下角弹出了一个窗口。沈力点开它，是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址，邮件正文只有一个词——“鹿鸣湖”。
沈力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他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几秒，然后关掉了邮件。他没有回复，没有追问，没有任何反应。
他知道这三个字不是发给他的——至少不是专门发给他的。这是某个人在向全世界喊话，而他只是恰好听到了。
鹿鸣湖。黄道案的第三起案子。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被绑在树上，身中数刀，一死一伤。他当然知道鹿鸣湖。他知道黄道案的每一个细节，比任何活着的人都多。
但他不知道的是，今晚会有人去鹿鸣湖。他盯着监控画面，看着市局大楼里陆续驶出的警车，看着红蓝色的警灯在夜色中闪烁，像一串被风吹散的萤火虫。
他在心里默默数着——一、二、三、四、五。五辆车。至少十五个人。他们去鹿鸣湖了。他们在找什么？还是在等什么？
他关掉监控画面，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那是一个加密的即时通讯软体，他用它只联系过一个人——那个在十月十五日用刀捅死夜班司机的“同行”。
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他只知道对方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做着和他类似的事情。他们的联系很少，断断续续的，像是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偶尔碰到了对方的手指，然后迅速缩了回去。
上一次联系是在十月十六日凌晨，十月十五日命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对方发来了一条消息：“我做了。”沈力回复：“我知道。手法太烂。”对方没有回复。沈力等了十分钟，又发了一条：“你用的两把刀，一把弯了，一把钝了。捅人的角度不对，力度不对，位置不对。你捅了七刀，其中三刀才致命。黄道不会这样。”对方终于回复了：“我不是黄道。”沈力说：“我知道。你是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做？”对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沈力以为对方已经下线了。然后消息来了：“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感觉。”沈力问：“什么感觉？”对方说：“杀人的感觉。”沈力说：“然后呢？”对方说：“然后我吐了。蹲在路边吐了十分钟。吐完之后，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还是我。他还是他。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
沈力没有回复那条消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理解那种感觉——那种你以为做了某件事就能改变一切，但做完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的虚无。他还没有杀过人，但他知道那种感觉。他在其他事情上体验过无数次。
沧海市公安局技术组的办公室里，灯光亮得像是手术室。五台显示器同时亮着，屏幕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流，代码在黑色的背景上飞速地跳动，像是一场无声的、永远不会停歇的雨。技术组长老马坐在最中间的那台显示器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著，速度很快，但节奏很稳，像一个钢琴家在弹一首他已经弹了无数遍的曲子。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眼睛下面挂著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