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三十公里外的一片废弃厂区。
这里曾经是八十年代的一家化工厂，倒闭了二十多年，围墙塌了一半，厂房顶上的石棉瓦被风吹得七零八落，钢筋裸露在空气里，生了一层棕红色的锈。
厂区周围是大片的荒地和零星的杨树林，最近的居民区在十公里外，最近的一条柏油路在三公里外。
没有路灯，没有监控，没有行人。如果有人在这里死了，可能要等到尸体腐烂发臭才会被人发现。
钱家栋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他的眼睛被黑布蒙着，嘴巴被胶带封著，手脚被塑料扎带捆在椅子上。
椅子是铁的，焊接在地上——不是临时焊的，是早就焊好的，像是这个地下室的一部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混著铁锈和某种说不清的化学制剂残留的气味。温度比外面低很多，冷气从水泥地面往上渗，透过他的裤子、皮肤、肌肉，一直冷到骨头里。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几个小时，还是十几个小时？他不知道。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参照物来判断时间的流逝。黑暗像一床厚厚的棉被，压在他身上，闷得他喘不过气。
钱家栋今年五十三岁。他做了一辈子生意，见过无数大场面，谈判桌上拍过桌子，酒桌上喝到胃出血，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但现在他怕了。
不是因为疼——那些人还没有对他动过手。是因为那种“不知道”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哪，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这种不知道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他脑子里，一点一点地往里钻，钻到最深的地方。
他听到脚步声。
从楼梯的方向传来的，很轻，很慢，一步一步，像踩在心口上。铁门被打开了，吱呀一声，锈迹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
灯亮了——不是那种明亮的光，而是一盏工作灯，黄色的光，照在水泥地上，形成一个不大的光圈。钱家栋的眼睛被黑布蒙着，看不到光，但他能感觉到亮度变了，眼皮上有一层暖黄色的、模糊的光晕。
脚步声走近了。在他面前停下。
有人撕掉了他嘴上的胶带。疼，像是把一层皮一起撕了下来。钱家栋大口大口地喘气，胶带残留的胶粘在嘴唇上，黏腻腻的。
“爸。”
一个字。很轻，很平静，像是在家里叫他吃饭。
钱家栋的身体猛地僵住了。他认识这个声音。他听了二十多年。
“小斌？”他的声音沙哑，干涩，像是用砂纸磨过的，“小斌，是你吗？你这是干什么？你跟爸开玩笑是不是？”
没有回答。黑色的布条被解开了。
钱家栋眨了眨眼，光线刺得他眼睛生疼，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等他适应了光线，他看到了眼前的人。
钱小斌站在他面前，不到两米远。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卫衣，帽子没戴，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的手插在卫衣口袋里，姿态放松，像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站着。
他的身后是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移动硬盘，几根数据线，还有一把用布包著的东西，从形状看，是一把刀。
钱家栋的目光在那把刀上停了一瞬，然后迅速移开了。
“小斌，你听爸说——不管什么事，咱们好好说，你别冲动。你要钱？要多少都行。你要车？要房子？你说，爸都给你。”
钱小斌没有说话。他看着钱家栋，目光平静得像在观察一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那种眼神让钱家栋想起了什么——十八年前，福利院门口，那个七岁的孩子，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镜头的。
“爸。”钱小斌又叫了一声，语气和刚才一样平静，“你知道我妈叫什么名字吗？”
钱家栋愣住了。
“你妈”这个词在他们的对话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钱小斌被收养的时候五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乎没有记忆。钱家栋从来没有跟他提过那两个人，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二十六年了，这个家庭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所有人都假装不存在的空洞。
“小斌，你听我说——”
“王秀兰。”钱小斌说出了那个名字，声音不大，但在地下室的回声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九九八年冬天去世，死因是心力衰竭。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心力衰竭？”
钱家栋的嘴巴张了张，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她丈夫死了。你知不知道她丈夫为什么会死？”钱小斌的声音依然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篇课文，“他叫钱德厚，市机械厂八级钳工。一九九五年下岗，一九九七年查出肝癌，半年后死了。他为什么下岗？因为机械厂改制了。谁改的？不是你一个人，但你在那个名单上。”
钱家栋的脸色变得恐惧——他的秘密被翻出来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