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的速度很快。
苏晴发出指令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份关于钱家栋养子的完整档案就摆在了她的桌上。档案是调查组连夜从民政、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调取的，纸张还带着复印机的余温。
钱家栋的养子，名叫钱小斌。
这个名字苏晴不是第一次看到。之前查华隆商贸资产转移的时候，钱家栋的家属关系表上出现过这个名字，但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钱家栋本人的社会关系上，没有人对这个养子多看一眼。一个富商的养子，能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这个名字被红色记号笔圈了出来，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苏晴翻开档案，从第一页开始看。
钱小斌，男，一九九五年出生。亲生父亲叫钱德厚，母亲叫王秀兰。钱德厚是市机械厂的钳工，八级工，厂里的技术骨干。王秀兰没有正式工作，在厂门口摆了个小摊卖茶叶蛋。一家三口住在机械厂的职工宿舍楼里，两间房，没有独立卫生间，走廊尽头是公用的水房和厕所。
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五年，市机械厂改制。钱德厚和几千名工友一样，被买断工龄，下岗回家。买断的钱是多少？档案里没有写，但苏晴知道那个数字——在当时，大约是两三千块钱，够一个三口之家吃几个月的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下岗后的钱德厚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出门，不再说话，不再碰他那些心爱的工具。他每天坐在家里，从早到晚，眼睛盯着窗外，不知道在看什么。王秀兰的茶叶蛋摊子也摆不下去了，厂门口没有了工人，也就没有了生意。两口子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开始借钱，借了还不上，再借，再还不上。
一九九七年，钱德厚被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后去世。
王秀兰一个人带着孩子，撑了不到一年。一九九八年冬天，她也走了。死因写的是“心力衰竭”，但苏晴知道，那是一种比心脏更深的衰竭——一个人活不下去了，心就不跳了。
三岁的钱小斌成了孤儿。他被送进了市福利院。
苏晴的手指在“三岁”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她算了一下时间——钱小斌一九九八年进福利院，那年他三岁。他的亲生父母，一个是机械厂的下岗工人，一个是摆摊的小贩。他们的死，直接或间接地与那场改制有关。而改制中的受益者之一，就是钱家栋。
收养记录在第三页。
二〇〇二年，钱家栋夫妇到福利院，办理了收养手续。档案上附了一张照片——七岁的钱小斌站在福利院门口，穿着一件明显偏大的深蓝色棉袄，怀里抱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他的表情很平静，不像一个即将被收养的孩子那样兴奋或紧张，只是平静地看着镜头，眼睛里没有什么情绪。
苏晴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七岁的孩子，不应该有那种眼神。
她翻到下一页。
教育记录。钱小斌被收养后，上了钱家栋所在学区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中等偏上，不拔尖也不落后。老师的评语几乎年年一样——“该生性格内向，遵守纪律，与同学关系一般。”没有一个老师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打架，不闹事，不迟到，不早退。他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按照指令运行，从不越界。
但苏晴注意到一个细节。高中三年的班主任评语中，有两次提到了同一句话——“该生对历史事件表现出超出年龄的关注，建议家长引导其合理分配阅读时间。”
对历史事件表现出超出年龄的关注。
苏晴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三遍。一个高中生在历史课上多看几本书，不是什么稀奇事。但结合她现在已经知道的信息——这个孩子七八岁的时候被带到天津，见到了王建国——那些“超出年龄的关注”，可能不是在读历史教科书。
她放下教育记录，翻到了最后几页。
近五年的活动轨迹。钱小斌大学毕业后，没有进入钱家栋的公司，而是选择了一个和家族生意完全无关的行业——他在城东一家安防科技公司工作，做的是监控系统的安装和维护。
监控系统。
苏晴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她想起了林墨在直播中说的话——“这个人对监控系统了如指掌，能精准篡改时间戳。”一个做安防、专门安装维护监控系统的人，要做到这一点，不难。不是“不难”，是“专业对口”。
她把那份档案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拿起手机，拨了张队的电话。
“张队，钱小斌现在在哪里？”
电话那头张队的声音有些沉：“不知道。我们查了他名下的所有房产、车辆、银行卡，都没有他这两天的活动记录。他的手机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关机了，最后一次信号定位在城东，就是他那家安防公司附近。”
“钱家栋呢？”
“也不在家。他老婆说他一早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