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现场，全部存在监控时间戳异常。篡改的手法很专业，需要熟悉监控系统的底层架构，需要提前获取系统许可权，需要精确到秒级的计算。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
法医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林墨在直播中提到的“延时死亡机关”，给了法医一个新的思路。他们对五名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复检，重点关注胃内容物、体温曲线和尸僵形成的时间节点。
复检结果让人后背发凉。
五名死者的胃内容物消化程度，和他们的死亡时间存在明显的矛盾。简单说，按照胃内容物的消化进度，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比法医最初推断的晚两到三个小时。但按照体温和尸僵的指标，死亡时间又比胃内容物推断的要早。
这个矛盾在最初的尸检中被忽略了——因为两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情况非常罕见，法医通常会倾向于采信体温和尸僵的数据，因为这两个指标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但现在，结合林墨的“延时死亡”假设，法医重新审视了这些数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五名死者，在被杀之前一到两个小时，都吃了一些东西。这些食物的消化进度，和他们被杀的时间对不上。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在被杀之前就已经被控制了。凶手强迫或者诱使他们吃下了那些食物，然后通过某种手段延迟了死亡时间，制造了时间差。
法医在报告中写道：“根据现有证据，高度怀疑凶手使用了某种物理或化学手段延迟了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但方向已经清晰——案发时间不是我们看到的时间，凶手有不在场证明的可能性极高。”
苏晴看完技术组和法医的报告，放下手中的打印纸，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林墨的那些“瞎猜”，又对了。
监控漏洞，真的存在。延时机关，真的存在。他坐在市局那间小办公室里，对着三千多个观众，随口说出的那些话，又一次精准地命中了警方花了五天五夜都没有发现的关键证据。
她拿起手机，想给林墨发条消息。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说什么？说“你又说对了”？林墨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
那条红色弹幕还挂在他心里，他昨天离开市局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走路的脚步都是虚浮的。
苏晴让一个民警开车送他回去，还特意交代“今晚在他楼下加一班巡逻”。
她把手机放下，起身去了会议室。
下午的案情分析会上，调查组汇报了另一条线的进展——五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和发家史。
这条线是陆启航提出来的，调查组加班加点查了三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在等的东西。
五名死者的共同点。
不是生意往来，不是私人交往，而是一个时间点——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三年，本市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面临改制。
当时有一个叫“华隆商贸”的公司，名义上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专门用来收购和转手国有资产。
华隆的幕后老板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华隆在九三年到九五年之间，通过一系列复杂到近乎不可追踪的操作，将本市至少六家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转移到了私人名下。
五名死者中的四个人——钱德茂、刘永福、郑国良、陈国平，都参与了华隆商贸的资产处置过程。他们的角色各不相同——有的是牵线人，有的是评估方，有的是收购方，有的是后来的“接盘者”——但他们都从中获利了。
第五个人，钱家栋，他没有直接参与华隆的资产处置，但他的堂兄钱德茂是核心参与者之一。钱家栋的生意启动资金，据调查，正是来自钱德茂在华隆项目中获得的分成。
调查组组长把一沓泛黄的复印件投影到墙上，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企业变更登记档案，纸张已经发黄，公章有些模糊，但上面的名字和数字依然清晰可见。
“华隆商贸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间，通过六次资产收购，将市纺织厂、市机械厂、市外贸公司、市食品厂、市建材厂和市运输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资产，以远低于市场评估价的价格，转移到了私人名下。这六家企业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加起来超过八千人，改制过程中，大量职工被下岗、买断、分流。”
他翻了一页。
“我们联系上了当年这六家企业的部分职工。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但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依然非常清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仍然认为当年的资产处置是一场‘合法的抢劫’。”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张队开口了：“所以凶手的动机，可能是为当年那些下岗职工复仇？”
陆启航摇了摇头：“不一定是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