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端着搪瓷缸走过来，递给她，“喝点热水。”
“谢谢张姐。”林楚君摘下耳机，接过缸子。热水很烫，她小口小口喝着，热气模糊了视线。
“想上海了？”张姐在她旁边坐下，也端着个缸子。
“有点。”林楚君诚实地说。她确实想念——不是想念百乐门的舞会，不是想念霞飞路的咖啡馆，而是想念那个人，想念那些并肩作战的夜晚，想念他修长的手指摆弄那些精巧机械时专注的侧脸。
“正常。”张姐笑笑，“我刚从上海过来时，连着半个月梦见外滩的钟声。但你看现在——”她指着窑洞外一片忙碌的景象，战士们正在操练，老乡们赶着驴车运送物资，远处的山梁上红旗在晨风中飘扬，“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林楚君点点头。她明白。这里的人说话有口音，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土炕，但她能睡踏实觉——不用时刻警惕门外的脚步声，不用在舞会上强颜欢笑，不用担心说错一句话就暴露身份。
可她心里总有一块是空的。
“张姐，”她忽然问，“你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必须抹掉自己所有的痕迹，甚至连最珍视的东西都要亲手毁掉，他会是什么感觉？”
张姐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看着她：“他会痛苦。但痛苦之后，他会明白——有些东西比个人的珍视更重要。就像你和我，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不也是抹掉了在上海的身份和过去吗？”
林楚君低下头，看着缸子里晃荡的水面。水面倒映出她的脸，比在上海时瘦了，也黑了，但眼睛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明白了。”她轻声说。
远处传来集合哨声。张姐拍拍她的肩：“走吧，上午还有译电训练。政委说最近敌占区的情报量很大，我们得抓紧学。”
林楚君重新戴上耳机，手指抚过冰冷的电键。这个动作让她想起高志杰调试控制器时的样子。他总是那么专注，那么孤独。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电键。滴滴答答的声音在窑洞里回荡，像心跳，像密语，像那些永远不能宣之于口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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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上海教会医院地下室。
施密特来给高志杰换药。绷带拆开时，伤口暴露在空气中——红肿，边缘有些发黄，是感染的迹象。
“情况不太好。”施密特皱着眉，用镊子夹起沾了碘酒的棉球，“你得有心理准备，如果感染扩散”
“我撑得住。”高志杰咬着牙，额头上渗出冷汗。碘酒触碰到伤口时，剧痛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他浑身肌肉都绷紧了。
施密特快速清理伤口，重新撒上磺胺粉，用干净的纱布包扎好：“今晚你必须离开。体温已经开始升高了，再待下去你会昏迷，到时候我想送你都送不了。”
“我晚上八点走。”
“去哪儿？”
“福煦路1027号。”高志杰说，“你的公寓。”
施密特点点头，从药箱里拿出几片药：“这是退烧的，难受时吃一片。还有——”他又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磺胺片，每天两次，每次两片。记住，多喝水。”
高志杰接过药，握在手心。纸包很轻，但此刻却沉甸甸的。
“施密特医生，”他忽然说，“你救了我，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知道。”德国人收拾着药箱，头也没抬，“但我更怕的是，如果我不救你，将来我会看不起自己。”
说完，他提起药箱：“八点整，医院后门。我会在那里放一辆旧自行车，钥匙在车篮里。你骑车走，不要回头，也不要再来这里。”
“谢谢。”
施密特走到门口，停住脚步：“还有一件事——昨天下午，有两个76号的人来医院‘巡查’。他们问最近有没有收治枪伤病人。我说没有，他们信了。但他们不会只来一次。”
高志杰的心沉了沉。
“所以，八点。”施密特重复道，拉开门走了出去。
地下室重新陷入寂静。高志杰靠在床头，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发烧的症状开始明显了，头重脚轻，视野有些模糊。他摸出怀表——下午三点四十分。
还有四个多小时。
他强迫自己思考接下来的计划:福煦路的公寓不能长住，最多三天。三天内，他必须搞到新的身份证明，搞到钱，搞到离开上海的船票或者路条。去哪里？香港？重庆？还是
脑海里闪过林楚君的脸。她应该到苏北了。根据地的条件肯定艰苦，她从小娇生惯养，能适应吗？
“傻瓜，”他低声骂自己，“她比你坚强。”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高志杰挪到气窗边，看见对面棚户区的空地上，几个孩子正在雪地里追逐打闹。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小脸冻得通红，但笑容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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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稍大点的男孩捏了个雪球，扔向同伴。雪球在空中划出弧线，散开，像一朵短暂的白花。
高志杰看着，忽然想起去年的冬天。也是初雪，他和楚君从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