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咸的，带着一点点焦香。
煎鸡蛋有点老，蛋黄已经凝固得差不多了，但还保留着一点点流心的质感。
面包很脆，咬下去会发出轻微的咔嚓声，黄油的香气在口腔里散开。
味道。
这些是味道。
我咽下去，又切了一块。
“好吃吗？”老板娘问。
我停了一下。
抬起头，看着她。
阳光从她背后的落地窗照进来，把她整个人裹在一层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晕里。
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挽成一个松散的发髻，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被光线染成了金色。
她的眼睛是很浅的灰褐色，眼角有细细的皱纹，笑起来的时候会眯成两道弯弯的缝。
她看起来——
很普通。
像任何一个在海边开旅馆的中年女人，每天早起烤面包，招待客人，和街坊邻居聊些有的没的。
“还好。”我说。
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个回答有多敷衍。
“抱歉。”我说。
“恩？”
“我——”我想了想，找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词，“我吃不出味道。”
老板娘放下咖啡杯，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吃不出味道？”
“不是完全吃不出。”我解释，“我能尝到盐、糖、脂肪、蛋白质这些基本的味觉成分。但它们在我这里不构成‘味道’。盐是咸的，糖是甜的，脂肪是油的——我分得清。但我说不出它们组合在一起是‘好吃’还是‘难吃’。这种区别对我来说很模糊。”
我放下刀叉，看着盘子里剩下的那半块培根。
“所以你问我好不好吃，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老板娘沉默了几秒，象是在消化我刚才说的话。
然后点了点头，神情里多了一点已经见过太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惊讶的坦然。
“这样啊。”她说，“那我就当你说‘好吃’了。”
我愣了一下。
“你不好奇吗？”
“好奇什么？”
“我为什么吃不出味道。”我说，“大多数人听到这种事都会问。”
老板娘端起咖啡杯，吹了吹杯口的热气。
“我是开旅馆的。”她说，“住过我这里的客人，什么样的都有。有来度蜜月的年轻夫妻，有带着三个孩子的大家庭，有独自旅行的老人，有背包客，有来写毕业论文的学生，还有——”
她喝了口咖啡，放下杯子。
“还有象你这样的。”
“象我这样的？”
“就是那些——”她想了想，找了一个词，“那些‘不太一样’的家伙。”
我没有说话。
“我年轻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一家酒店工作过。”她继续说，眼睛看着窗外的大海，“那家酒店是某个联合国交流项目用来专门接待‘特殊客人’的。”
她用手指敲了敲太阳穴，象是在回忆什么。
“我当时在那里做前台，每隔一段时间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家伙。我在大学时学比较文学，选修了民间传说与神话这个方向，所以我能认出很多传说的原型。”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
“所以当一个年轻姑娘告诉我她‘吃不出味道’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哦，那大概是她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确保她住得舒服，吃饱喝足，仅此而已。”
我沉默地看着她。
阳光把她的轮廓勾得很柔和。她看起来真的就象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年旅馆老板，圆润，手上有茧，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用抹布擦桌子。
但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那家酒店。
特殊的客人。
“你——”我开口。
“我知道。”她替我说完了，“我知道你是什么。维多利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了——‘有个朋友需要休息，她有点特殊，你懂的’。”
“你懂？”
“我不‘懂’。”她纠正我，“我只是见过足够多的事，所以不会大惊小怪。”
她伸出手，拿起桌上的糖罐，往自己的咖啡里加了一块方糖。
“你知道我在布鲁塞尔最害怕什么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
“我最害怕那些‘大惊小怪’的人。”她说，“就是那种——哎呀你怎么是这样的！天哪你不应该吃人吧！天哪你能活多久！天哪你的家人怎么办！——那种人。”
她搅了搅咖啡，糖块在深褐色的液体里慢慢融化。
“他们害怕一切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因为那些东西真的危险，而是因为——如果他们感到害怕，会让他们自己显得更重要。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但我不一样。”她说，“我见过太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知道——‘不一样’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人想不想好好生活，想不想当一个善良的人，想不想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对别人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