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着茶杯，没有说话。
“猩红，我认识斯黛拉三十一年了。”亚伯拉罕说，“1993年，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时候我刚从cia转到unopa，负责创建欧洲分部的超自然威胁评估体系，她来布鲁塞尔参加一个跨机构协调会议。”
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某个点，但我知道他不在看茶几。
“她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家的孩子走错了地方。”
我差点被茶呛到。
“她看起来十四五岁。穿着花哨的制服，脸上带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我知道你们都在小看我，但我懒得跟你们计较’的表情。”
“那确实是她。”我说。
“然后她开口说话了。”亚伯拉罕不自觉地笑了笑，“她用了四十五分钟，把在场所有人——包括三个将军、两个情报局长和一个副国务卿——说得哑口无言。她的讲述逻辑准确，她的引用数据详实，她对梦渊威胁的分析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深刻。”
“会后，那个副国务卿私下问我：‘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我说：‘她不是女孩，她是白塔的塔主。’他不信。他说：‘一个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管理一个全球性的超自然防御组织？’我说：‘因为她不是十四五岁。’”
“你当时就知道了？”
“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她不是人类。”他看着我，“就象我知道你不是人类一样，外表和言行或许可以模仿得很好，但有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会泄露一个存在的本质：你们看世界的方式和人类不同。不是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那种不同会从眼神里渗出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问什么，亚伯拉罕？”
“我不想问。”他说，“我想说。”
“说什么？”
“说一件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雨还在下，玻璃上布满了细密的水珠，把窗外的路灯光切割成无数碎片。
他的背影在逆光中显得比实际更瘦削，肩膀的线条不再象办公室里那样端正，而是微微向前弯着，象是在承受某种看不见的重量。
“2011年。”他说，“你退役的前一年。”
“那年怎么了？”
“那年秋天，斯黛拉来布鲁塞尔，不是公务，是私人访问，她说她想看看欧洲的秋天。我觉得奇怪——她活了那么久，欧洲的秋天她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但我没有多问，带她去了布鲁日。”
布鲁日。
比利时西北部的古城，运河纵横，中世纪的建筑保存完好，秋天的时候整座城市被金色和红色的落叶复盖，象是一幅被打翻了调色盘的油画。
“我们在运河边走了很久，她几乎没有说话。这很不正常——沉默和‘不说话’是两回事。她平时的沉默是有内容的，是‘我在思考’或者‘我在观察’。但那天的沉默是——空的。”
他转过身，面对着我。
“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运河里的水。秋天的落叶漂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慢慢地往前走。她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亚伯拉罕，你说，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它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锅里的罗宋汤已经不再咕嘟了，灶台上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掉了。只有雨声，和老式暖气片偶尔发出的轻微咔哒声。
“我当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声音更低了，“我以为她在感慨季节更替，或者在用某种我不理解的隐喻。所以我说了一句很蠢的话——我说：‘叶子不会思考，它只是跟着水流走。’”
“她怎么说？”
“她笑了。我倒希望是她平时故意搞人心情那种——你知道的，那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我选择不说’的微笑。但这回是一种很轻的、很短的、象是风吹过水面一样的笑。然后她说：‘也许这样更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时候比不知道更难受。’”
他走回扶手椅，坐下来，但没有靠进椅背，而是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
“猩红，我在情报分析这行干了五十年。我分析过苏联政治局的权力斗争，分析过北约内部的派系博弈，分析过无数次危机中无数个人的言行举止。但那天在布鲁日的桥上，我第一次——”
他的声音停了一瞬。
“——我第一次觉得，我完全不理解一个人。”
“不是因为她太复杂，恰恰相反——那一刻的她太简单了，简单到我所有的分析策略都失效了。
她不是在隐藏什么，不是在暗示什么，不是在用外交辞令包装什么。她就是——一个站在桥上看落叶的人。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希望自己不知道的人。”
我放下了茶杯。
茉莉花茶已经凉了，杯壁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雾，在灯光下象是一层薄薄的霜。
“你当时就猜到了。”
“是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