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丞翰站在西宁国宅一楼的中庭，抬头往上看。
清晨六点的光线从大楼顶部的天井洒下来，在灰色的水泥地上切出一个歪歪斜斜的光框。他站在光框的边缘，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入口。天井正上方是十六楼的天空，淡蓝色的，有几片薄云，看起来很正常。但天井的四面——从一楼到十六楼——每一层都有走廊，每一层走廊都有栏杆，一层一层往上堆叠，像是一座巨大的、垂直的监牢。栏杆后面是密密麻麻的铁门和窗户，有些开着，有些关着，有些用红砖封死。刘丞翰数了一下，封死的窗户大概有十几扇，散落在不同的楼层，没有规律，像是建筑本身长了肿瘤之後被粗糙地切除。
阿坤师站在他旁边，今天穿着跟上次一样的深蓝色polo衫和白色运动鞋，但脖子上多挂了一个东西——一个小小的八卦牌，铜质的，大概只有五十元硬币那么大，在晨光下反射着暗黄色的光泽。他的脸色比平时更沉，嘴唇紧抿着，像是一个即将上战场的老兵。
“你准备好了吗？”阿坤师问。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市场开始营业的声音盖过——鱼贩在远处吆喝，推车的轮子碾过磁砖，有人在用台语讨价还价。白天的西宁国宅，一楼的市场总是很热闹，仿佛那些在楼上发生的事情跟楼下完全无关。
刘丞翰拍了拍口袋。左边口袋是那颗钮扣，右边口袋是碎成两半的小红镜，背后背包里是陈老师给他的一包盐、一束香、还有一张新的符——这张符不是黄色的，是红色的，上面用金色的朱砂画着刘丞翰看不懂的符文，符纸的边缘有一些烧焦的痕迹，像是被火烧过但没有烧完。陈老师给他这张符的时候说：“这不是给你用的。这是给那个住户的。让他带在身上，至少可以撑过今天晚上。”
“如果撑不过呢？”刘丞翰当时问。
陈老师没有回答。她只是把那包盐推到他面前，说：“盐撒在门口。不要撒成一条线——要撒成一个圆。祂们不怕直线，但怕圆。圆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祂们进不去。”
“不是说鬼怕盐吗？”
“不是怕。是盐会让祂们‘不稳定’。像是……你在一个很稳定的讯号中间加了干扰。祂们还是看得到你，但碰不到你。”
“那要是我走出那个圆呢？”
“不要走出去。”陈老师看着他，眼神很认真，“你走进去之後，就不要出来。等事情做完，直接从圆里面离开。不要走回头路。”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电玩攻略。”
“这不是电玩。”陈老师的声音很轻，“这是真的。你进去的那间房间——六楼三号——是整栋楼最糟糕的位置。它在田字型的正中央，四个方向都有走廊，所有的‘气’都会经过那里。那间房间就像是……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东西都会在那里交会。”
“所有的东西？”
“所有被困在这栋楼里的东西。四楼的、顶楼的、地下室刑场留下来的——全部都会经过那里。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只是本能地移动，沿着走廊走，走过那个十字路口，然後继续走。一直走。”
“张明伟住在那个十字路口？”
“对。所以他听到的不是一两个东西——是全部。几十个、几百个东西，每天晚上从他的门口经过。”
刘丞翰当时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问了一个让陈老师也沉默的问题：
“那他为什麽不搬？”
陈老师沉默了很久。她拿起一根烟，点着，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空气中盘旋，像是一个犹豫不决的灵魂。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搬。”她说，“他是一个夜班保全，月薪三万二，租那个房间一个月只要六千块。台北市你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了。他不是不知道那间房间有问题——他是没有选择。”
刘丞翰现在站在六楼三号的门口，想起陈老师那句话，觉得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麽东西堵住了。
门上贴着一张春联。不是过年贴的那种红色春联——是一张已经褪色到几乎变成白色的春联，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笔迹很工整，像是印刷体：
“出入平安”
但“平安”两个字被人用红笔圈了起来，圈得很用力，几乎要把纸戳破。
阿坤师站在他旁边，看着那张春联，眉头皱得很紧。
“这不是张明伟贴的。”阿坤师低声说。
“那是谁贴的？”
“这间房间以前的住户。大概是十年前搬走的那个——一个退休老师。他搬走之前贴了这张春联。你看那个红圈——”
阿坤师指了指那两个被圈起来的字。
“那不是‘圈’。那是‘锁’。用红笔把字锁起来，让‘平安’两个字留在门上，不要跑掉。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方法。把好的东西锁在门上，让坏的东西进不去。”
“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