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4日，阳光把第五中学的操场晒得暖烘烘的，绿草被风拂得轻轻摇晃，毛主席像在操场中央巍然矗立，红漆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攥着洗得发白的衣角站在观众席后排，指尖都攥出了汗，看着第一批入团的同学整齐列队，鲜红的红卫兵袖标在他们左臂上格外醒目，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灼得我眼睛发酸。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誓声整齐洪亮，撞在青砖教学楼的墙上又反弹回来，一遍遍扎进我的耳朵里。我心里门儿清，自己还差三个月才满十四周岁，按团章里的硬规矩，这正是入团的最低年龄线，可看着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挺胸站在团旗下，胸口别着崭新锃亮的团徽，那种被落在身后的失落感，还是像块湿冷的抹布，死死捂得我喘不过气。
我使劲咬着下唇，把眼眶里的热意逼回去，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眼睛，假装低头看脚下刚冒头的嫩草芽。忽然一双白底黑布鞋停在我面前，鞋帮纳得细密平整，熟悉的藏青蓝布服裤腿干干净净，裤脚熨帖地收在鞋口，是魏姐。她是七一届的校团委委员，也是我的入团培养联系人，每次红卫兵团搞活动，她总能把最繁杂的事务安排得妥妥帖帖，是我一直仰着头追赶的榜样。
“低着头干什么？草里还能藏着入团志愿书啊？”魏姐的声音温柔，带着点轻快的笑意，她抬起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布衫传过来，“不是你表现不好，是年龄这硬杠杠卡着，急不得。你再翻翻团章，明明白白写着十四周岁以上才能入团，你这还差仨月呢，慌什么？”
我猛地抬起头，目光先落在她胸前的团徽上，那枚小小的徽章在阳光下闪着光，心里的委屈终于忍不住涌上来，声音都带着点发颤：“魏姐，我也想站在那儿宣誓，也想早点为团组织做事。
“傻小子，做事哪分入团前和入团后？”魏姐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指尖在本子上点了点，“下半年的活动计划，你之前说七一建党和十一国庆的方案都定了，八一建军节呢？还没头绪？”
我猛地想起之前递上去的活动计划草稿，连忙点头，耳根有点发热：“想了几个点子都觉得不扎实，怕不符合红卫兵团的要求，也怕配不上建军节的名头。”
魏姐眼睛一亮，伸手拉过我的胳膊就往办公楼走，脚步轻快：“我倒有个主意——跟咱们学校军宣队所在部队搞军民联欢！张军代表不是一直支持咱们红卫兵团的工作吗？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英雄，见多识广，肯定愿意帮咱们牵线搭桥。”
我们踩着满地金灿灿的阳光快步走到张军代表的办公室，他正伏在木质办公桌上整理文件，老花镜滑到了鼻尖，看见我们进来，立马放下手里的钢笔，指了指对面的两把木椅，声音洪亮：“快坐，是小魏和小杨同志来了，有事儿吗？”
听完我们关于八一军民联欢的想法，张军代表摩挲着手上布满老茧的掌心，那是握枪留下的印记，他爽快地哈哈大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个主意好！军民鱼水情，就得这么实打实体现！你们放心，部队那边我来联系，不过你们得把安全预案做细，往返军营的路线、活动流程、人员分组，都得落实到具体人头上，不能出半点岔子。”
从那天起，我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扑在了联欢活动的筹备上。和魏姐一起趴在灯下写活动方案，字斟句酌地改了一遍又一遍；课间跑遍各个班级，检查节目准备情况，记清每个班的节目形式和人数；跟着张军代表去军营踩点，看战士们训练的模样，听他们讲朝鲜战场的故事；看着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帮我们搭舞台、拉横幅，红底黄字的“军民一家亲”横幅一挂起来，心里就格外敞亮。
我学着魏姐的样子，把每个环节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哪个班级出大合唱，哪个节目需要借锣鼓道具，甚至连活动当天饮用水的分配、每个小组的带队人，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可筹备到中途，难题还是来了——八连二排要表演快板，学校仅有的一副快板前段时间借出去还没收回，四处打听周边学校，也都说被借走了，眼看离八一没几天，道具凑不齐，我急得嘴上起了燎泡，坐在操场边的槐树下，对着小本子上的节目单发呆，满心都是挫败。
魏姐看出了我的焦躁，揣着两个窝头找到我，把一个窝头塞到我手里：“急也没用，办法总比困难多。快板是竹片做的，咱们学校木工房有废弃竹料，能不能自己做一副？”我眼睛一亮，当即跟着魏姐去了木工房，找老师傅要了几根结实的竹片，又借来锯子、砂纸，一点点打磨。竹片边缘锋利，我不小心就划破了手指，渗出血珠，魏姐掏出自己的手帕给我包扎，轻声说：“做事哪有一帆风顺的？遇到坎儿别怕，沉下心去解决问题，这才是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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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天放学后，我泡在木工房里打磨竹片，一遍遍调整竹片的长度、厚度，直到敲击起来声音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