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是怎样的？”
“是必须等待基金清算分配，还是期间可以有赎回的弹性安排？或者说，是否支持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进行收益分红，从而实现部分资金的阶段性退出？”
这个问题，回到了商业逻辑本身，也问出了许多仍在观望的实力派投资人的心声。
会场彻底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江浩然。
江浩然看向何济昌，眼神中多了一丝面对真正懂行之人的尊重，语气也稍缓：“何总问到了关键。我们并非要将资金完全锁死。在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投资项目产生可观现金流或实现部分退出时，我们会优先考虑安排面向全体投资人的定期收益分红。”
“这可以在封闭结束后，就为各位提供流动性回报。当然，具体的分红政策、频率和比例，会在最终的协议中明确。”
这时，另一位投资人紧接着提问，是之前参加过一期宴请、对江浩然有所了解的李总。他的问题更直接，关乎信任的基石：“江总，二期基金，你个人准备跟投多少？比例是多少？”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体现了管理者是否愿意与投资者真正绑定利益。
江浩然没有任何尤豫，清淅答道：“我个人及内核团队，在二期基金中的跟投比例，将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20。”
“我的每一分钱，都会和各位lp的资金放在同一个池子里，承受同样的波动，追求同样的目标。”
“我的利益，将始终和各位、和基金的整体表现牢牢绑定在一起。这是我最基本的诚意，也是我们彼此信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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